纪念

　　成长一：

　　2006年的夏天，我第一次实习，一天的探索与实践，终于把当时看来很难写的3000字的稿子写完，结果在忘了保存的杯具下，电脑出小故障，稿子没了。

　　我开始明白，写东西一定要记得保存。于是到现在，我已经有了写几个字就点左上角方框的强迫症。

　　成长二：

　　2009年的春天，我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埋头苦写西方新闻传播思潮的论文，经过一番沥血苦战之后，1万字的看似深不可测的文章艰难出炉。我蓬头垢面目光呆滞神情黯然地从带着小U盘，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从图书馆出来，感谢苍天让我完成了单老师的作业。

　　结果，U盘中毒太深，无法打开，使尽所有的办法，恢复软件等等等等，始终无法获取。

　　从那之后我记住，写完的东西，一定要传到邮箱，不能放在盘里，你看得见的，不一定是可靠的。

　　成长三：

　　2010年的春天，我在网上看到微软的反盗版行动，一向极具正义感的我立即热血沸腾积极加入。两天之后，我的电脑桌面黑屏，之后开机使用正常，只是桌面无法更改，始终是黑屏，且左下角一直限制，您的软件未通过整版验证。

　　PS：我一直用的盗版XP。

    　我决定以后不参加损人损己的此类活动，当然，这件事还给我了更深的人生启发意义。

　　成长四：

　　2010年的夏天，我到长春出差，由于贪玩和拖沓，稿子写到深夜还未完成，无奈哈欠连天头昏脑胀，遂安慰自己，明天继续写也来得及，于是扔下只需再用一刻钟就可完成的稿子呼呼睡去。第二天大早起床，开电脑，弹出对话框：系统资源不足，无法启动。电话短信到处求助，反馈信息是：桌面上东西太多，无法开机，需如何如何（酒店里根本没有那些盘）。于是，我在另一个深夜奋笔疾书，趟过险境，凭借记忆再写了一篇。

       后来,Mr.Mei 用winpe盘帮我开机移除桌面文件时，震惊地发现桌面上竟然有近4G的文件，而我历史悠久的小电脑，总共才80G硬盘。

       从那之后，我记住了，文件真的，真的不能放桌面，出了问题，一键恢复都不能用。虽然我很早就知道这一点……

　　成长五：

　　长春事件之后，桌面成为我放文件的大忌，周末贪玩，周日赶到深夜，稿子还是没写完，于是大早跑到办公室，从U盘复制过来文件夹放在桌面上，再移一份到E盘，两小时之后完成写作拟标题校对所有的工作，心满意足地去吃饭，饭后整理下电脑，把桌面的文件夹移到E盘，因为文件夹同名，我不假思索地点了覆盖，因为按我的习惯，桌面上的内容必定是最新的。

        10秒钟后我发现，完成稿，被我覆盖掉了。

        人生的杯具让我在哭嚎五秒钟之后，捡起新鲜的记忆重新开始补写。

         一个小时后，我以从未有过的打字速度完成了弥补，长叹息地打开邮箱发出去时，在那个万恶的文件夹外面，看到了我之前写好的稿子……

　　 于是我发现失而复得的感觉并不是那么好受……

        今天总结出来的是：1 覆盖前，务必务必要看清楚啊……2 文件夹最好取不一样的名字 3 拖沓有时候也会减少损失，比如我要是再找找，不急着重新写，也没没这么杯具了。

原载1932年7月3日《独立评论》第7号，选自《胡适文存》第4集第4卷

     这一两个星期里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，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。 

　　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，不妨幼稚一点，不妨吵吵闹闹，社会都能纵容他们，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。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。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，他们的担子真不轻！我们祝他们的成功，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，——虽未必是救命毫毛，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！ 
　　 
　　你们毕业之后，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：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；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；此外还有做官，办党，革命三条路；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。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，我们可以不讨论。走其余几条路的人，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。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，总括起来，约有这两大类： 
　　 
　　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。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，往往所用非所学，往往所学全无用处，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，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，混官做。在这种环境里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，也不免心灰意懒，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。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；书籍，试验室，师友的切磋指导，闲暇的工夫，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。没有做学问的环境，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？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。 
　　 
　　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，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，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。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，改造的热诚，奋斗的勇气，到此时候，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，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。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，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，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。你在那俘虏牢狱里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，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！从此以后，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，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。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，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。 
　　 
　　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，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，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。有什么好法子呢？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。 
　　 
　　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：“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！” 
　　 
　　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；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，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，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，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，人们就觉得这是“无所为”的求知识了。 
　　 
　　我们出学校之后，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，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，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。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，生存都是难题，遑论其他？可是，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，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，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，——这时候，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，坐也坐不下，睡也睡不安，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；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。没有书，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；没有仪器，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；没有师友，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。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，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，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，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，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。 
　　 
　　所以我说：第一要寻问题。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，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！古人说，“待文王而兴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杰之士，虽无文王犹兴。”试想葛理略(Galileo)和牛敦(Newton)有多少藏书？有多少仪器？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。有了问题而后，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。没有问题的人们，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，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。 
　　 
　　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：“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。” 
　　 
　　所从事的职业往往并不能满足个人的志向，如果这份职业既轻松又赚钱，那么胡适的建议倒也不错。但当时的情况是“毕业即失业”，职业尚无，哪里能有“非职业的兴趣”？离开学校之后，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。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，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，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，就不感觉兴趣了。为糊口而作那种“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”的工作，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。 
　　 
　　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。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，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，可以叫做业余活动。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，都是他的业余活动。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，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。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，他就成个赌徒；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，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；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，你也许成个史学家。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。 
　　 
　　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，弥儿(J.S.Mill)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，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、经济学上、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；斯宾塞(Spencer)是一个测量工程师，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。 
　　 
　　古来成大学问的人，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。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，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，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，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，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，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。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，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，因为你知道，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，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，或写你的小说戏曲，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，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。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，生活就不枯寂了，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。 
　　 
　　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：“你总得有一点信心。” 
　　 
　　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，眼中所见，耳中所闻，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。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，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，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，——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，已算是万幸了，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？我要对你们说：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！只要我们有信心，我们还有救。 
　　 
　　古人说：“信心(Faith)可以移山。”又说：“只要工夫深，生铁磨成绣花针。” 你不信吗？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，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(Fichte)的，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，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，是必定要复兴的。菲希特死的时候(1814)，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。然而不满五十年，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。 
　　 
　　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。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，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。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，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。 
　　 
　　一粒一粒的种，必有满仓满屋的收，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。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，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，因此理想也就丧失，心灵也就麻木了。 
　　 
　　我们要深信：今日的失败，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。 
　　 
　　我们要深信：今日的努力，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。 
　　 
　　佛典里有一句话：“福不唐捐。”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。我们也应该说：“功不唐捐！”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。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，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，你瞧！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！ 
　　 
　　你不信吗？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，割了两省地，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。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(Pasteur)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。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，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。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：(一)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；(二)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；(三)传染病的微菌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，可以减轻毒力，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。——这三个问题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。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，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，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。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，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，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，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。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，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，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；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，救济了无数的生命。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(Huxley)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：“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，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。”? 
　　 
　　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，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，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。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，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，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。 
　　 
　　朋友们，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，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。你要深信：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。成功不必在我，而功力必不唐捐。(全文完)

一天的答辩结束之后，我们并排站在教室前方，导师说，你代表同学们说句话吧，大脑顿时空白，居然说出了“毕业答辩是具悲壮感的仪式，因为它是告别学生时代重要的一步”。导师后来说，不要说出“悲壮”这样的词语，要善于找到生活中的快乐，在心里记下来，这样的生活，才会有幸福可言。

之后我回宿舍叫了老孙，一起去弄头发，我剪掉了自己留了很多年近乎齐腰的长发。坐在镜子前，我对理发师说，把它剪掉，留到脖子那么长就可以。他一剪刀下去，缕缕发丝瞬间掉下来，我知道后悔也晚了。

修剪，烫，冲洗，再剪，我终于在夜晚11点半顶着巨丑的新发型走出来，内心无比沉重。我调侃自己说，人生要多一些经历才会完整。尽管进去之前就知道，这是一场华丽的冒险，但是女人总是有这样一种心理，一些重要的转折，总是想去捯饬下头发，尤其是对于我这种有强烈仪式感的狮子座。同学见到后惊奇地问，那么长的头发，剪掉心疼吗？我想了想说，不心疼，短有短的好，习惯了就好。这就像是一种生活，做学生的时候，乐此不疲，无比享受，进入另一种状态时，最初当然会怀念以前的日子，但是生活，永远是当下的好，拥有的好，比它更好的，只有未来。

昨天，大仙在网上问我：最近有没有什么励志故事？

我脑海中闪过李嘉诚发家史奥巴马成功史，后来想想又排除掉

她接着说：比如一周搞定硕士毕业论文的事例之类的？

哦，我才知道她原来想要这个，无奈实在没听到，就连忙说：我下了

今天，我和虫虫在图书馆碰到也在写毕业论文的同学，三个女人站在电子阅览室外面讨论怎么样可以凑满三万字，后来得出的结论是：可以把致谢写得长一点。

大仙，这个结论励志不？哈哈哈

　　北京今天下雨了，已经入春的缘故，没有一丝寒气，像是南方的春雨。一夜没有睡好，梦里各种稀奇古怪和犹若现实的剧情一幕接一幕，睁开眼睛时印象全无。出门时已经十点，陈医生的新歌设在单曲重复状态，走路的时候听，坐车的时候也听。现在，外面装修声震耳欲聋，我又带上了耳机单曲重复。

　　ZB从香格里拉发来短信说：写明信片，给个靠谱的地址。刚写上“北京市某某”，想想他对地址的要求，又删掉，打上宿舍的地址，我总是要回去一趟的吧，无论早晚和时间长短，我总是会回去的。

　　昨天得知了一些消息，我并没有急躁，花十分钟想好了接下来办，再五分钟告诉了至亲的人，然后下班。路边看到有人在卖花，不计前嫌地买了一束紫色的雏菊给大欣，走到地铁口，又折回去，买了我喜欢的石竹梅和Mr.Mei喜欢的非洲菊，捧着一大把鲜花挤地铁，分给大欣一半，然后去找Mr.Mei化悲痛为食欲。有什么大不了呢？几年后回头看，那肯定只是个小事情。

　　只是在某一瞬间，那种熟悉的漂泊感又侵袭而来。

纠结了一番，放弃了两个在北京的考试，回武汉赴两场考试。这种折腾很奇怪，不知道是为了工作，是为了回学校看樱花，或者是为了好友会面，还是为了回家。

鼾声

许是前一晚失眠的缘故，我一上车就躺下睡着了，睡得十分香甜，半夜四点，被大欣的手机闹铃吵醒（注：回去要用武汉的手机号，就借了她的手机），对铺的胖子经久不息的鼾声让我无法再次入睡，在听MP3无果，数山羊无果，趴着睡无果的悲惨境遇下，我从包里掏出一包纸巾，揉成若干个小纸团，往对面胖子的脸上砸，四点的熟睡段让他不为所动，依然鼾声如雷。终于，到我扔到第六个时，他翻了下身，侧过去睡了。

趁这个间隙我赶紧睡着了，直到早上7点到站乘客下完前，也没敢睁开眼睛。

噩梦

回家的那天晚上，跟爸妈挤一个床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存空间太小，居然做了噩梦，并且是哭醒的。

梦中我忘了是跟谁一起去逛街，试衣服的时候包包放在一边，试完发现包包被掏空了，里面有相机，有钱包，钱包里有刚取的很多钱，还有自己的手机和大欣的手机。我当时想，怎么这么倒霉，刚取了钱就被偷了，然后想，怎么办，还要赔大欣手机。不知道怎么就哭了，哭啊哭，醒了，原来是梦，居然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欣喜。

我想了想，是大欣的那句“你一定要善待我的手机哦”以及对借走马chao的手机并弄丢它的那位同学道义上的谴责“我觉得这种人就是有人品问题”，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再加上她在blog里为虫虫写了通讯，为我只写了消息，我决定封杀她。

樱花劫

越来越火，难怪有人建议把武汉大学改成珞珈山人民公园，学校里面卖纪念品的，卖零食饮料的，卖棉花糖的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居然还在未名湖旁边看到卖鱿鱼的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和虫虫从宿舍出发，到湖北日报领准考证，之前还想着，节省一点，坐552过去算了。后来发现，想打车也打不到，我们穿着小高跟鞋从广八路走到校门口，一辆724过来后几十上百的人以推倒它的架势往前涌，吓得我们沿着高架桥走到茶港，路上看到被堵在路中间出不去的婚车，摇头感叹。继续走，沿路都是堵死的车、交警和像我们这样找不到车坐的人。而交班时间让很多空出租车不愿意送我们去湖北日报。

眼看就到了领准考证的截止时间，我情急之下不顾形象地站在十字路口挥着双臂拦出租车，终于有一辆停了下来，鉴于之前被拒载的教训，我隔着窗户直接问：“师傅您去哪？”答曰：汉口。我说：我们去湖北日报，您可以沿着东湖走，走徐东大街过二桥去汉口，不绕的。师傅想了下，点了头，我们终于上了车。

都是樱花惹的祸。

有了

这是跟苹果有关的，自从她去年10月结婚之后，我每次见她都会问何时生子，她一副没有玩够的姿态说：天啦，要是有个孩子叫我妈妈，我恨不得一脚踢飞。前一天晚上和虫虫说起来，她一副比苹果还急的样子，“早怀早生好恢复balabala”，于是我俩准备当面劝劝苹果，早点生了就可以玩，总是要生的，拖沓是万恶之源嘛。

第二天，我们考完试在销品茂楼上的秀玉等苹果，她电话中说，我这边三个人，一刻钟后，她和她老公，朋友的弟弟就过来了。然后她老公说，其实是四个人。

哈哈哈，我和虫虫比她还兴奋，叽叽喳喳问个不停，连忙给大欣发了短信。苹果说，自从怀了孕，每天上下班都是专车接送，“你舍得让我受苦就算了，难道舍得让你儿子受罪？”

分别时给她拍了全身照、半身照和肚子特写照，以后每见一次拍一次，直到小宝宝出世。

　　哥本空谈

　　这是ly在丹麦跟踪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几天后的MSN签名，她估计快抓狂了。

　　周四晚上夜班时，跟陶姐刚做完温家宝哥本哈根讲话的稿子，结果出消息，他不讲了。

　　周五晚上，大会闭幕，夜班和陶姐做哥本哈根大会综述，100多人谈了十二天也没个协议。做得快累死后去睡觉。

　　周六早上，5点45起床一看，协议在几分钟之前达成了！真是可喜可贺可悲可泣啊，只得扔掉晚上做的稿，重新赶着做新的。虽说是中美等五国达成的协议，但那也是个协议啊。上午11点编辑拿下去排版。主任发话了，不行，不能写五国，新华社的稿子是全体一致，按新华社的来。陶姐说，不是全体，就那五国的，在那的记者和各大外媒都是这说的。主任说，那也按新华社的来，出了问题我们不用扛。然后在11点50，也就是离签版还有5分钟时，勒令陶姐全改了，于是可怜的陶姐含着泪昧着良心都改了。

　　周六晚上，我在家看到，那五国达成的协议，在全体大会上没通过，哈哈。

　　周日早上，我在家休息，听陶姐说，主任助理很愤怒地说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是什么样就怎么报，五国就五国，按事实来是起码的呀，管别人怎么报，有没有底线啊。陶姐说，她里外不是人。

　　周一早上，也就是刚刚，我看到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问答。

　　问:有媒体报道，哥本哈根协议案文是包括中国在内的“基础四国”与美国私下达成提交给大会的,没有征求其他国家,特别是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意见,缺少透明度,这是否属实?

　　答:有关评论与事实不符,是不负责任和别有用心的。

　　然后我就在MSN跟陶姐说啊，主任真是高瞻远瞩啊，你这个别有用心的家伙，哈哈哈。   

从华美达出来时，心情有些沉重，感觉很糟糕。“你性格之中被动因子太多”，他很厉害，说得很准，被人一眼看穿的感觉有些难受。是的，在公车到站我又没及时下车时，会沉默地坐到下一站，再沿原路走回去，被开水烫到只会倒吸一口气，而不是条件反射地叫出来，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也只是独自慢慢化解掉，快释然时再讲出来，作业会拖到要交时才完成。可是，一个小时的聊天而已，他怎么就看出来了。

外面阳光很灿烂，雪后的天空很清澈很蓝，我走到工商银行取了钱，过天桥坐591回了宿舍，在回宿舍的路上给广东电网的联系人发短信说，谢谢你们。那是发自内心的话，很nice的薯薯和GG，昨天面试完请我们吃饭，今天早上请我喝咖啡，我没有受过面试官这样的礼遇，有点受宠若惊。尽管今天的面试我感觉很差，尽管面试官一眼就看出我性格的隐蔽部分，尽管不太可能有机会加入，但是我还是心存感激。

这种难受的感觉不是第一次，明明是弱处，自己也知道是弱处，是改变不了的弱处，然后就会被不断地戳，然后过去六年的学习完全被无视，于是有时候想，何必这么作贱自己呢？我有什么好跟他们抢的？那些专业我当初都不想学，回去六年，我一样不想学。

广东电网的人说，你为什么不去媒体呢？南方报业的人说，我们倾向于要理科和经济的学生。冰姐说，他们宁可这样菲薄自己。大学生舍己为人见义勇为，媒体偏偏揪着那几个渔夫不放，于是一个宣扬善的好机会就活生生地被恶抢了风头；武大付了60多万的医药费后，没有续聘三年前就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的某院长，于是成了一致炮轰的对象，媒体也无暇顾及自己是否被利用，热火朝天地讨论人道人文人才，丧失了最宝贵的理性。这真是一个新闻专业主义被遗忘的时代。

　　昨天是记者节

　　我和大仙坐车去华科笔试广东电网

　　这真是个莫大的讽刺